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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后不久，江青集团就跟林彪一伙人沆瀣一气开始对老一辈革命家展开了污蔑栽赃迫害，以达到其抢班夺权的阴谋。

到了1967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1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12名委员中，彭德怀和贺龙已经被“打倒”了，年事已高的朱德、董必武、罗荣桓、刘伯承四人也基本闲赋在家，而身为常委的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已经不掌握实权了。

林彪、陈伯达、康生则是一伙的，至此在中央决策圈内能够对江青、林彪形成制衡的就剩下周恩来、陶铸以及围绕在二人周围的三老四帅了。

在江青等人的精心谋划下，陶铸很快就被“扳倒”了，如今能够阻挡其实现政治野心的就剩下周恩来一人了，于是江青集团将周恩来视作眼中钉、“绊脚石”，一心想要找机会“扳倒”周恩来。

由此，“四人帮”对周恩来的刁难和攻击逐渐公开化，江青曾大言不惭地叫嚣：“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外，都可以打倒！”

此话一出无异于将其野心昭告天下，随后对周荣鑫和童小鹏等人的“清算”则让周恩来清楚地意识到了江青等人是冲着他来的。

紧接着，薄一波等61人在1931年签署的那份《反共启事》被翻了出来，实际上此事在党内早已澄清，但是在康生等人的一再“努力”下，最终薄一波等61名老干部还是被打成了“叛徒集团”。

尝到甜头的江青决定如法炮制，将枪口对准了周恩来，正当她苦于没有“证据”时，1967年5月南开大学“揪叛徒”的红卫兵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刊登在各大主流报刊上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红卫兵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立即将这一启事抄下来送与江青。

此时的江青如获至宝，以为这是打倒周恩来并置之于死地的绝好材料，其实早在1943年的延安整风时期周恩来就已经将此事做了十分详尽的说明。

就当江青等人“积极”密谋如何利用这份“脱党启事”扳倒周恩来时，周恩来正通宵达旦地忙于处理另一个棘手的事务——内蒙古问题，面对江青等人居心叵测的诬陷，周恩来给予坚决回击。

周恩来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被打倒后的境遇，而是深知一旦自己被打倒，那中央就再也没有人能制衡江青和林彪了，到时候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攫取中央权力、迫害老同志了，所以他必须将此事妥善处理好。

于是，周恩来断然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亲自翻阅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将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等人叛变至1932年辗转香港等地转移至中央苏区瑞金这一时期发生的所有事编成了《大事记》，与他的亲笔信一并呈给毛主席。

作为并肩作战了几十年的老搭档，毛主席深知周恩来的为人和过往，所以他看了周恩来写得信和整理得材料后，立即做出了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诸同志阅，存。”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显，如此一来江青的阴谋没有得逞。

实际上在1967年底的时候，北京一个学生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曾再次提起了当年的那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毛主席同样做出了明确回应：“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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